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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亚洲开发银行(ADB)发布预测,将东亚地区2012年经济增长预期调低。
1.制约经济增长的微观原因。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指导下的企业分配方式改革方案简述。
唯有实施该对策,方能在"十二五"及以后有效地从根本上消除通胀、高失业率和经济衰退,实现无滞涨的经济发展。三是企业在制定产品的价格时,要以科学规律的研究为依据,以实践经验判断为手段,在维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经济利益的前提下,以消费者可以接受的水平为基准,根据市场变化情况,灵活反应,充分使用定价策略。(2)对于非公有制企业,用利润分享制来代替现有的工资制非公有制企业的重要特点就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前几个月,世界粮价上涨15%,如果再加上西亚北非局势的影响,油价高企超过每桶100美元、另一方面,确实在我们国内也有因为劳动力成本提高,各种初级产品价格上涨而造成的结构性通货膨胀。个人收入增加了,国家、企业收入也增加,协调了利益关系。
通过建立起一种能自动实现各种经济主体经济利益均衡增长的利益共享制度,来消除传统体制中的利益矛盾,从而解决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和可能出现的经济滞胀问题。如果这种严重失衡的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不能根本性改变,只能引起全社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严重时酿成经济危机。固然,伴随着产业资本的转移,该国19世纪传统政治中的劳动与资本的对立矛盾也转移出去了,整个社会变成了非体力劳动群体——中产阶级作为主导。
埃及这次运动的主力参与者是在通胀中遭遇挫折的中产阶级群体,又是由高学历的高失业群体率先走上街头的。3. 单一经济国家的基本民生所受冲击最严重。所以,大多数殖民主义时期留下的单一经济结构的前殖民地国家,遭遇核心国家扩张信用推动全球通胀、嫁祸于人的时候,将首当其冲遭遇高通胀、高失业的打击。埃及这一次街头政治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动员、没有政治纲领,既不是19世纪西方国家阶级斗争为主的政治,也不是20世纪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的政治,而是21世纪遭遇两高打击的一单国家承载了过重的全球经济危机代价而爆发的街头政治。
根据2009年9月《经济学人》杂志设立的全球政府债务钟,到2009年底,全球各国负债总额突破36万亿美元,2010年8月底全球债务已达到39.6万亿,直逼40万亿大关。在埃及高学历的失业人口是30%以上,并且主要是高学历青年人的失业。
在西方,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等已经具有高度政治正确,但在发达国家现行政治体制下,这些被作为长期意识形态而广泛宣传的理念是一回事,其得以借助被称为现代化的政治形式来具体运作过程,则是另一回事。而全球通胀将迫使那些不得不大量进口食品、能源和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承载金融危机的代价。(三)危机代价向发展中国家的转嫁如同20世纪上半叶产业资本阶段生产过剩、恶性竞争的矛盾最终在核心区激烈爆发一样,资本主义进入金融资本阶段寄生性的内在矛盾,也会不可逆地演变成从边缘向核心的经济危机……同样不可逆的,是危机发生中核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制度成本,而导致边缘国家连带发生输入型危机。回归到全球经济危机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社会动乱这个逻辑关系上来看,发达国家高成本的上层建筑所形成的代价,要由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来承载,且不说任何发展中国家按照发达国家的政治体制来构建本国上层建筑的全部失败,发达国家自身也在不断地造成更高成本的转嫁。
但因为这些小国向外出口资源,他们发生动乱就意味资源供应的不稳定性,就会导致进口资源的国家出现危机输入,所以,第一轮受到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影响的是这些小国,第二轮就会是进口资源、能源、原材料的国家,像印度等。由此,则必然进一步恶化全球通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承担的是双重的高成本上层建筑的压力。倘若客观地看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民众的现代生存之道,对于那些生活在已经实现了所谓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的民众来说,其福利和基本生活已经越来越多地、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这种只能对全球转嫁制度成本才能生存的体制。
2. 新兴制造业国家的不稳定压力增大。其本质,是高成本的西方政治体制造成债务危机转嫁,与发展中国家薄弱的经济基础承载危机代价之间的矛盾,这是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基本矛盾。
但越是这样,越走向不归路。债务规模居次的美国这一比重为51.9%,意大利为115.2%。
因此,发达国家愈益严峻的债务危机,本质上可归类为上层建筑不能适应改变了的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以产业资本作为经济基础崛起而构建的现代政治体制,在产业资本大规模移出之后不能被愈益虚拟化的金融经济有效支撑。埃及这次官方通货膨胀率是12.8%。因此,发生这种源于核心国家金融泡沫化的全球经济危机,只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政府进一步扩张信用,不论谁执政都一样,这才是看得见的阳谋。这些内部变化客观上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要依靠福利制度来弱化社会分化的制度成本。以此看当今西亚、北非出现的问题,显见这些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具有支撑这种上层建筑的条件——悲剧之所以无可奈何地延续,乃在于无论换人换政,无论是独裁政治还是民主政治,都不可能化解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的危机。这场全球危机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相关性,本质上是由西方主要国家的政府扩张信用造成的。
但这也意味着永久性地失去了产业资本这个支柱。源于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被金融资本主导国家凭借政治强权来进一步扩张信用,造成全球通货膨胀。
当代垄断化帝国主义金融信用早已不再是市场决定的,既不再是所谓市场根据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来调节金融收益率,更不是一般经济学理论中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下,资金作为一种要素由市场来自发调节就会达到帕累托最优。最新的数据显示,现在全球的三个高债务国家是美国、英国、日本,日本的债务率200%以上,美国和英国在100%以上。
遭遇债务危机时,只能仰仗欧洲中央银行来救他们。在危机压力下,明显具有饮鸩止渴性质的、体现资本主义内生的竞劣机制的国家竞争中,仍是以美国为甚——政府债务规模迅即增至高达14万亿美元(2011年1月数据),与5年前相比翻了一番。
与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债务压力相比,发达国家今天的负债局面更为严峻。在金融资本阶段,发达国家一定是政府看得见的两只手在主导——无论是国家的债务信用还是金融信用,都是政府用强权创造出来的。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一般占总人口的70%左右,他们的福利需求总是以泛政治化的方式提出、再通过民主政治的方式来表达,从而造成了极高的政治成本。如果上涨到100美元,意味着生物质能源的成本利润率是100%。
欧盟国家没有形成高负债国家联盟,但是以美国为首的高负债国家形成了战略联盟,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战略联盟暗示的是债务可以继续扩张但不用还。而美国尽管债务规模比欧盟各国加总还要庞大,但爆发债务危机之所以会晚于欧洲,主要原因是具有全球储备货币发行权的特殊地位,且其近年来的军事开支占全球军费总量的一半,足以形成与金融垄断资本密切结合的强势政府,必要时得以借军事手段维护其已经构成恶性循环的货币信用。
那里正在发生的,仍然是全球资本化危机延续着的悲剧。单一经济是指那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殖民者虽然表面上离开了,但留下的经济结构是单一的且高度货币化的,并不是出于本国国民基本生存的需要。
其次就是欧盟国家中的意大利,负债率达到170%以上。在这个基础上,希腊加入欧元区,意味着又失去了金融资本这个支柱。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与发达国家上层建筑之间更具有本质的对抗性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一对具有制约性因果关系的矛盾。比如希腊,这个欧洲边缘国家中政府债务危机较早爆发的国家,原来的主导产业是造船业和航运业,两大产业先后移出、经济空心化后,其支柱产业变成了旅游业。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人类安全的影响将是长期的。指望着一国靠内政来化解通胀或者化解失业,在小国是做不到的。
另一方面,从新世纪第一个10年西方政府不断增加债务的演化情况看,西方债务危机并未结束,进入第二个10年仍然在不断地蔓延、发酵,有些情况下还可能激化、恶化。进一步根据政治经济学作分析可以认识到,欧元区国家虽然有条件发行欧元扩充欧洲金融资本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的数量,却没有条件提升欧元的质量——由于其不可能像美国那样靠军事霸权来维护其作为全球主流储备货币的地位,遂决定了其不可能像美元资本那样直接向世界转嫁美国政府债券增发隐含的本国债务增量。
2008年世界粮荒中,主要是38个国家遭遇饥饿,主要原因是过剩金融资本冲击粮食市场,导致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不过,当地人说,他们认为实际上食品价格指数已经超过了30%。
比如香蕉之国厄瓜多尔,大部分地区只种香蕉,香蕉没成熟或者香蕉成熟了没人买,人们就没有现金收入,也就没有基本生存条件,因为平时他们既不种粮食、蔬菜,也不养鸡、养猪,国家不进口食品就没法维持基本生存。(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进入 温铁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成本转嫁 。